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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情怀 倾心桃李——记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孙澄

  上海知青网    2017-10-19    

  2017年的“5.1”前夕,接到朱克家从云南打来电话,告诉我云南上海知青、云南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澄,将经上海转机赴加拿大,趁此机会让我们小聚相识。我们于4月19日晚上,在徐汇区的榕港海鲜大酒楼,召集了几位云南知青为孙澄院长接风洗尘。

初见孙澄一见如故

  我与孙澄约定见面的那天傍晚,作为东道主,我还提前半小时抵达酒楼。可刚进大堂,迎面过来一男一女两位“眼镜”。在云南知青郑云霞的引见下,我一眼认出了孙澄。他身材匀称,膀大腰挺,像个丰硕的版纳哈尼族冬瓜。他笑脸相迎,和蔼可亲,完全找不到高等学府院长的貌相。我们一见如故,双手紧握。我拥抱着孙澄,他像一棵挺拔的大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他结结实实,肌肉发达,铁硬成块,整个就像用上好的绳子打紧的一个结。谁都不信,他看上去比我瘦很多,但与我体重180斤的胖子差不了几斤!

  许久,我们才互相松开了双手,眼前只见他那浓眉下的金边眼镜后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他身穿一件有点褪色的淡蓝色条纹衬衣,那个干净利落的平头,给人一种典型的“和事佬”形象。他肩上横搭着一只不显眼的小方包,(这是老出差防盗的习惯)。

  我们一起走进酒店包房,顺着餐桌,我请孙澄入坐主宾位子,理由很简单,我请他,他是客人、贵客,理所当然!他的理由也很硬,谁作东买单,谁坐主宾位子,他答应可坐主宾位子,但一定要让他买单。我俩你推我让了半天,他那浑身的肌肉,我哪是他的对手,弄得我满头大汗,我只能坐上主宾位子。这么一个让位的细节,已让在场人都看到了孙澄,他那朴实无华的貌相,与他那待人接物的真心实意,如此表里如一。不论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孙澄,谁都不会相信:他是云南教育界的大佬,他身后有3万学子,也许“貌不惊人”这成语用在孙澄身上,太合适不过了。

知青孙澄才略过人

  关于孙澄,我曾听过朱克家和几位云南知青朋友介绍过他令人羡慕的教学成就。但很少听到他一路走来,那条艰辛的人生轨迹。我这个人喜欢喝酒,喜欢闲聊,特别是自己不了解的事,最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能与孙澄零距离接触,当然我边喝边聊边问,孙澄也爽快,毫不介意,问啥答啥。

  我原以为孙澄才华横溢,也许出身于书香人家。或者家境不会太差。实际上恰恰相反。1952年11月,他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父亲只上过三年学,母亲上过4年学,家里根本没有任何藏书。但他从小对知识的渴求,充满了对知识分子崇敬和仰慕,因为他们知道许许多多天文地理的奥秘。他立志将来自己也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要掌握许多天文地理的知识。

  1959年,他上了小学,他是全班最喜欢提问和回答问题的学生,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可到了三年级,也许正值男孩长身体的阶段,家里太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常常饥肠辘辘,无心上课,结果,学习成绩急剧下滑。最终,到了1963年的冬天,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季,雨雪交夹,孙澄因为没有一件过冬的棉衣出门,被迫辍学。从那天起,他在门缝里看着上学的同学,从家门口路过,总是悄悄地流泪……。

  那些挨饿受冻的日子,在孙澄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地记忆。一直等到第二年,家境稍有好转,父母让他又回到学校,留了一级,重读四年级。

  1966年夏,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孙澄才小学毕业,中学门已打烊。他只能在家呆着,看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批斗,在“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下,孙澄对文化人的敬仰羡慕,依然坚如磐石。他坚信,读书一定会有用!

  那时,学校停课了,家里没书看。书店的书架摆满了“红宝书”。家里又无钱买书,孙澄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去借书阅读,自那开始,他宅在家里,如饥似渴地通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几十部历史名著及各种小说。

  1968年4月,孙澄进入位于上海漕河泾地区的一家普通中学——上海市南郊中学。那时在文革之中,语文课主读《毛主席语录》,有时读点《毛主席诗词》,数学课教《农村会计》。英文学了一句“毛主席万岁”,还教了一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英文歌,一直唱到毕业。

  1969年秋季,孙澄他们这些进中学仅一年多的69届“初中毕业生”接到通知,全部分配到外地就业,第一批去黑龙江省呼玛县的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去云南省勐腊县的水利建设兵团。

  1969年12月20日,孙澄登上从上海开往昆明的列车。途中来自南郊中学、梅陇地区的“知青”30多人组成一个排,孙澄被指定为排长,协助带队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到勐腊后,这个排被编入水利一团二营五连。

  在那艰苦环境里,孙澄还每天坚持利用休息时间,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字,他坚信:总有一天知识能派上用场!

  当时正值“左”倾意识泛滥之际,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毒草”。孙澄却不肯追随潮流,依然对古文,对唐诗、宋词爱不释手。因此,一再受到连长的批评,最后被免去排长职务。此后,反而使孙澄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知识的海洋中翱翔。

  

孙澄(左)来到当年亲手参与建造的水库边留影

  2016年夏天,一个偶然机会,连队知青找到了这位当年的“暴君”(连长)。有人商议请这位老连长到上海相聚,但也有人对他当年的许多做法不肯原谅,不愿见到这位“施暴者”。但孙澄却没丝毫报复之心,反之,改签了出国的机票,从头到尾参加了接待老连长的活动。他认为老连长当年的做法,是时代的局限,不可完全归咎于他个人。

  老连长转业后住在四川省古蔺县,从未到过四川、重庆以外的任何地方,更没有想过可以到大上海观光。2016年11月,他与夫人终于成行,当年的上海知青带他们游遍了上海的主要景点。上海的繁华,上海人的热情、上海知青的大度与豪爽,在他心里将永远难以忘怀。

  

孙澄(中)与老连长夫妇(左三、二)在上海合影

  1973年7月,水利工程结束,水利兵团解散,孙澄所在的连队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四营一连(后改称勐腊农场七分场一队)。原来的连领导走了,新领导认可孙澄的为人和能力,又让孙澄担任了班长、排长。孙澄又一次拿出干劲,苦干实干。

  1975年春,七分场副场长张绍光来一队蹲点,他身先士卒,弯腰蹲在土坯砌成的墙头上,飞快地把墙头越砌越高,孙澄则在墙边迅速地把十来公斤一块的土坯举过头顶,递给他,孙澄的踏实能干,至今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久,上级指派张绍光到一片离勐腊县城2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组建新分场。张绍光点名要孙澄加入第一批建设新分场的队伍。到新分场后,他成为张绍光的“左臂右膀”,凡是最难办的,最艰苦的工作,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一心想报答张绍光的“知遇之恩”,对新分场的建设尽心尽力。

  有一次,孙澄到勐腊场部领了一批蚂蟥钉,然后挑到路边想搭顺风车回十分场,可直到天黑也没有搭上。本可以到农场招待所住一晚,可是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分场用上这批材料,孙澄毅然挑起这个五六十斤重的担子,走向崎岖的盘山路。回到分场,已是深夜。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孙澄还是不忘看书写字。分场领导张绍光,虽然本人没有文化,可不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对有点文化的人关爱有加,随着分场渐渐扩大,人手越来越多,为了让孙澄有更多时间学习知识,他把孙澄负责的大部分工作分给了其他人,后又让他担任了与“文化人”最为“对口”的宣传干事,并把他发展为党员,进入作为分场党委雏型的“党的核心小组”。

  1976年推荐上大学,十分场只有一个名额,按条件孙澄应该是第一人选,可他看出张绍光口头上支持,心里却舍不得,又看到另有一名知青求学心切,孙澄便主动提出了放弃。后又坚持在农场干了一年多。

  1977年12月高考恢复,孙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考试。全分场10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只有孙澄一人考上本科,就读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当年的入学率只有5%,可见难度之大。

  大学时代,他如久旱的秧苗,盼来了甘露,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1年后,他又“意犹未尽”地又报考了硕士研究生,3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1986年以后,在云南师范大学任教,讲授“东南亚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书法”等课程。

  在离开十分场整整20年后,他回到“第二故乡”勐腊,找到了他当年的恩人、领导张绍光。老领导泪流满面,他紧紧抱住孙澄说:“你走后,我感到被砍掉了一条胳膊,后来徐晓阳(来自上海宝山的知青,其伯父是徐悲鸿)也走了,我感到另一条胳膊也被砍了,那时,你们俩个上海知青真是我难得的左右手啊……。”

  后来,张绍光的孙子张波,考上了孙澄创办的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就读建工专业,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很理想的工作。

  

孙澄(后排左一)与原同连队的上海知青在普洱合影

  2014年12月,为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二营五连40多位知青参与了一次“回家看看”的故地重游。孙澄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并承担了活动的大部分费用。知青们回到最早的老连队,看到当年挖出的水渠、修筑的水坝。大家终于实现了几十年来的梦想。由于劳累,那天晚上,孙澄突然病倒了。大家都劝孙澄坐飞机返回昆明,但被一口拒绝。他坚持一面吃药、打针,一面继续组织大家游览了望天树、植物园、曼听公园、元阳梯田、建水古城、朱家花园、抚仙湖等景点,最后与大家一起返回昆明,知青们感叹地说:“是孙澄帮我们实现了梦想!”

  在当知青的那八年,饥饿就象是孙澄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那时,每个战士每月虽然有40斤大米,但在副食品严重不足,常常吃光饭时他的饭量很大,一天一斤三两米刚刚够他饱饱的吃一顿。孙澄读大学后,一次几位同学见他一顿早餐竟吃了四个二两的馒头,十分惊呀,当时他1.76米的个子,体重不足65公斤。

  在水利兵团,有的女知青胃口小,可以给男知青一些帮助,可连队规定“三不准”(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为了避嫌,男女知青间的接触不多。到农场后,有时允许私人种菜养猪(杀猪时一半交公),有时又有指示下达,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知青们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当孙澄讲起另一位知青饭量更大,常抱怨自己不常生病而被饥饿折磨时,眼睛里充满了泪花。

  孙澄在勐腊农场当知青8年多的时间里,挖地、砍树、锯板、烧窑,什么事都干过。在回忆起那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涯时,他总说,这种艰苦经历留给自己的农场情、知青情,是永远永远不会忘的。

  

作者为孙澄画像

实现理想创办学校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孙澄开始投身民办教育。1993年初,许多人或另有高就,或知难而退,孙澄则坚持下来,出任云南教育科技培训学校校长。1995年,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云南省经济管理学校,担任校长。该校属中专层次,可以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中专文凭。从此,办学规模不断地扩大,办学质量不断提高。

  孙澄办学之初,传媒还不发达,资金捉襟见肘,他曾带人起早摸黑,骑着自行车,提着浆糊粳故彼谄泳剑后N>主伪允妯泳逯夭刚给些Α擞在农场猓芤ú闱舒ㄉ豫幢噩糊奥、芙,沓当疾ㄔ诖笃侣飞纤谢股豫川“妊罱ǜ叩痛菜惺贾展匦摹猓变滑毕S胧程眯鳎醚员コ院盟锍嗡感的勘暌欢ǎ倘绗民嫠兄郜为两蛲恕惫他空夥稍镜种柬苗=校彻ぷ饕膊焕舒ㄋ鲂挠玫回茅场校/p> ,来回击那些蔑视“埂K辏锍问芹点锍伟煅е酰1997辏租地自建占地达68亩的新校园,一期工程已于1999年9月竣工贰报筑面积,2万多频某。成为云南省投大、设施较好┏瓿酰辏。鹤诱辏又把地买下并不断欢咸岣到200另油恋匾汛200多亩。惶煲卉斗目标是:使云南省H涡3ぁ8眯在全省数百个社会力量共环单位中嵬终保持领先地位锍伟煅е酰他g> ,办成了瓿酰院校学生食堂中的先进后勤单位锍伟煅е酰2004年,在云南省径两üぷㄒ校的基础上檄云南省政府批准,国家叫3部备案,申办了专科浞⒐的云南径两üぷ职夷辏院陲澄任董事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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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澄的行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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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澄又要回到昆明,继续倾尽桃李。畸无比珍惜自己走过的路,这是自己最贵重的财富。伙澄还告诉我:只有记住这些路,才能走好以后的路锍伟煅е酰我朦模糊胧,潦潦草草。写完这些文字,也许可给孙澄的人生之路,留下一些深刻的记忆符号。

  诸炳兴(本文作者左)孙澄(文中主人公右)合影

  云南知青(自左起)修哓林、黄建国、诸炳兴、孙澄、朱晓钟、俞锡泉、郑云霞、姜健身锍伟煅е align="center">  (摄于2017年4月19日上海徐汇榕港海鲜大酒楼)

笔者 诸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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