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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坚毅的脸庞,是学生心中的太阳——访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
2019-12-25 10:53:00
云南省教育厅
作者:

  2019年11月6日,在中共云南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在谈到张桂梅老师时,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豪这样评价——

  “张桂梅同志是基层教育工作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她参加工作40多年来,在与时间赛跑和与病魔抗争中,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信仰、坚守工作岗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党、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贫困山区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坚定信仰和崇高境界。

  要把张桂梅同志作为主题教育的重大先进典型,做好向中央申报工作。要深入挖掘、总结、宣传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向张桂梅同志学习,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矢志不渝践行初心,奋发有为担使命,立足岗位创先争优,为推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凝聚强大正能量。”

  你坚毅的脸庞,是学生心中的太阳

  ——访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

  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十多年前的采访对象,是近日跟随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杨林到华坪县,走访慰问华坪女子高中老党员、校长张桂梅。

  走进华坪女子高中,一派郁郁葱葱、生机蓬勃景象映入眼帘。一排排、一株株张桂梅于十年前亲手栽种的槐树、小叶榕,已长得高大粗壮、仪态万芳。如同当初女子高中的一群群花季少女,如今学业有成,正纷纷奔赴社会各行各业,肩挑自己的一份责任与担当。

  访谈中,与记者面对面的张桂梅,精神矍铄、眉目舒展。她总是认真倾听来访者的每个问题,像邻家大姐,与杨林一行亲人般地谈她与学生的故事,谈女高老师的喜乐哀愁,谈她的教育理念、管理思想、工作方法和个人生活,谈她对学校的发展规划……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叙说者真情流露娓娓道来,似滴滴山泉滋润听者心田。

  牵魂铃声

  1957年6月,张桂梅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满族家庭。人生无常,10多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自此她命途多舛。1975年12月,响应党的号召,她跟随三姐从黑龙江来到云南中甸林业局支边。那年,张桂梅18岁。

  她先在林场和党校任团支书、政治教员, 后到局机关当文书、团支书、妇女主任。1983年,调到子弟学校当教师,期间,她结识了一位英俊多才的白族小伙子董老师。1988年,两人调入大理州喜洲一中,同时,她考入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班。1990年, 两人喜结连理, 新婚燕尔。可世事难料,属于她的幸福是如此短暂,不满5年,丈夫身患癌症。

  “丈夫在世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已是身无分文。我奔走着,倾尽所有来维持这个家,只希望能延长一分钟算一分钟。为救治丈夫,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可负债累累终不能换回丈夫的生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受病痛折磨。丈夫离世的前一夜,我坐在昆明邮局的长话大厅里,孤苦无助地失声痛哭……”

  送走了丈夫,张桂梅坚持走上讲台。可她无法静下心来研究语文教学,学生小心翼翼地回答她的提问,课堂上的欢声笑语不见了。“学生的压抑让我心里难受,同事的同情让我感到自卑,朋友舍家来陪我,让我不知所措。”

  睹物思人,精神恍惚。往日的工作生活环境,令张桂梅难以抚平身心的创伤。“同事劝我:你这段磨难应画上句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为走出阴影,我决定换个新的环境。”

  1996年7月,她到华坪联系工作调动。适值机构改革,人员精简,难度极大。“幸好遇上了善解人意的副县长李维忠。李副县长当时虽不分管教育,但教师出身的他,本着对教育的深厚情怀和特殊关爱,经多方协调,学校终于可以接纳我了。”

  1996年8月,张桂梅调到华坪县中心中学。

  “初来华坪,是一种逃避的心态。可是,这片土地上勤劳纯朴的父老乡亲和学生令我感动,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染了我。当我走进他们的世界,发现了自己的脆弱。”

  那时的学校,一个月只放一次假,让学生回去背粮食。有的学生,空着手回去又空着手回来,有的干脆就不回去。一天,张桂梅去上课,看到后面的黑板上画了一幅画,一间小草房,门前有一棵小树,旁边写着“我想那棵小树”,她有点生气:“谁画的?”一个小男孩站起来承认了。这是个长得瘦小的小男孩。“我有两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爸爸把粮食背来了,不让我回去,让我好好读书,可我想家。”小男孩有点发虚,低下头:“老师,我错了,我不再想那棵小树了。”她摸着小男孩的头说:“你没有错!”小男孩看着张桂梅,哭了起来。

  曾经,身处穷山恶水的人们一代接一代地穷苦过活。有的孩子,在学校食堂只打饭,不打菜;有的学生的早点,是自己用热水瓶在头一天晚上就把米放进去泡出来的;有的交不起书费,交来的钱都是一毛两毛的,堆到一起不到几十块;有些孩子穿的破烂衣服,张桂梅都未曾见过。

  再苦再难的生活,也挡不住穷苦人家孩子求知的心、上学的路。

  “每到星期六晚上,我们一起打跳,孩子们跳得那么高兴、那么欢快。这一切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们的父辈没有怨天怨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勤劳耕作,用土地上刨出的果实去换取子女上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一切燃起了我想帮助他们的强烈愿望。我开始缩减我的伙食费,少吃甚至不吃肉,来接济他们,把我的被子、衣服翻出来,送给他们。能帮助他们走出大山,我感到轻松、快乐,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可就在张桂梅重燃生活的信心时,灾难再一次降临到她瘦弱的肩上:她被查出身患肿瘤。

  “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丈夫患病能活上一年多,是因为有少许的经济支撑和我的陪伴,可我什么都没有,姐姐已年迈……”

  “少时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无儿无女。命运为什么这样对我?”从医院回到宿舍,张桂梅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哭一会,站一会,一夜未眠,却理不出个头绪来。“清晨,铃声响起时,我本能地走进教室……”

  当时,张桂梅承担着4个毕业班的教学。再过几个月就要中考了,一边是学生的前途,不容闪失;一边是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她心里很矛盾。

  心心相印

  阳光依旧温暖地透过窗户,落在班里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上。

  还是那群活蹦乱跳的孩子在听课、读书,还是那个手拿书本穿梭在教室过道里的瘦弱身影在为孩子们讲解着一段段知识的乐章。唯有教室里的书声琅琅,能抹去张桂梅心底的忧伤,让她忘掉身心的病痛,忘掉过去和现在……

  在学生中考的节骨眼上,张桂梅横下心,把检验结果揣入怀里。

  她依旧每天6点起床,督促学生出早操;晚上常常批改作业、备课到夜深人静。她的身体越来越糟了——强大的生活压力,让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就似一根被无限拉长的橡皮条,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突然拉断。然而她并没有放松自己,最终——连走路都困难,有时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一次去上课的路上,铃声还没响,几个学生在踢罐头盒子玩。突然,盒子向她飞来,无力躲闪,“啪”的一声打到腿上,她当场就瘫软在地上,爬不起来。学生吓得赶紧来扶她:“张老师,对不起,我们送您回宿舍吧!”“不用了,请把我扶进教室。”张桂梅强支撑着身体,在两个学生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

  而就在这个时候,华坪县政协的委员们来了,当委员们从中心中学校长口中知道张桂梅拖着病体,长期坚持为学生上课,尽最大能力,让学生不因贫辍学时,他们集体向张桂梅三鞠躬表示敬意,并倾囊帮助她治病。

  县妇联主席和工会女工委主任来宿舍了解张桂梅的情况。“在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我捐款的场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有人借钱捐给我,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有的把车费捐了,自己走6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有这些善良的人相助,我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的温暖,给我的生命注入了巨大能量。”张桂梅提醒自己:不能死!要做个追赶时间的人,和生命赛跑,要在有限的日子去帮助那些一心求学的孩子。

  张桂梅强忍着病痛折磨,一直坚持到把4个班的学生送进考场,才住进了医院。手术后,医生对张桂梅的姐姐说:“你有个坚强的妹妹,无法想象她是怎样熬过疼痛的——腹腔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粘连贴在了后壁。”等她从昏迷中苏醒,医生说:“今后要注意休息,至少要调养半年才能工作。”

  可是手术后的第24天,张桂梅就从昆明匆匆赶回华坪,到新成立的民族中学任教,并义务管理“儿童之家”(儿童福利院)。

  从2001年起,张桂梅一边在县民中教书,一边义务管理“儿童之家”50多个孤儿的衣食住行。“儿童之家”是由政府和一家华侨基金会签约办的,房子和工作人员工资由政府负责,而孩子们的生活费是向社会募捐的,张桂梅是义务担任院长。

  她没想到教育孤儿会这么难,不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地方住,让他们吃饱穿暖那么简单。刚建院时,第一天就收了36个孤儿,从2岁到12岁,年龄相差太大,满院子哭声震天,哭闹声让左右邻居睡不着觉,院里的老人受不了就跑来骂她。

  “我努力与孩子培养感情,细心照顾他们。可多数孩子听不懂我的话。我给他们洗澡,他们一边哭一边骂我。这样,就变成了我说我的,他们骂他们的。初来时,他们的卫生习惯很差,每个人的头上都有我多年不见的东西——虱子。他们还不会上卫生间,大小便满院子都是,床上、裤子里也是,我和工作人员洗得连饭都不想吃。一天晚上,我刚睡着,就听见有人大喊:‘鬼来了!’我吓了一跳,硬着头皮跑到这间宿舍里,看见地上吐了一地。我就问:‘鬼在哪里?’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指着一个孩子说:‘他妈妈来找他了,因为他妈妈就是这么死的!’我二话没说,抱着那个孩子就往医院跑。医生说:‘吃多了,吐出来就好了。’打了针,开了药,我把孩子带回来,从此,再没人说鬼来了。”

  “儿童之家管理难度非常大。一天,我去山上家访,下午回来,看到地上乱扔着的木棒、土块,分明是一个刚结束的‘战斗’场面。有孩子说:是民中的男老师把打架的拉开的。我心里沉甸甸的,这帮孩子要不是集中养育,将来真不知是什么样子,我一定要把他们教育好。”

  可要让孩子们一下子改变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不容易的。有个小男孩,父亲的死亡使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偏执和仇恨。他用石头把卫生间堵死;把拖把放在卫生间的门上,别人一开门,拖把就会砸在头上;把尿尿在水桶里;拿小石头从楼下往楼上打,专打女生……他的班主任火了,专门让学生捡了一大堆石头,要他从山上往山沟里扔,扔不完不许休息,说是让他扔个够。他胳膊都扔麻了,汗水大颗大颗往下掉,他也不哭。“班主任把他送到我面前,说这孩子太难管,让我处理。我也很恼火,想痛骂他一顿,但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一见我就哭了。我心里一下子热了,孩子真的把我当妈妈了,用眼泪诉说着委屈。我只说了一句:‘跟我回家。’回到孤儿院,我让他洗澡换衣服,安顿他睡下。此后,他变乖了。”

  “可没过多久,和他同宿舍的一个小男孩的20元钱不翼而飞,哭着来找我要钱。我猜这钱肯定是那个丢石头的孩子拿的。我悄悄把他叫到屋里,心平气和地问:你还记得你家里的事情吗?他说:还记得。那你认为你爸爸那样做对吗?他回答说: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你不能把所有的怨气撒在无辜的人身上,你说呢?他说:钱是我拿的,我错了。我问:那钱呢?他说:花完了。我们默默地互相看着,他眼里有了悔意。我从兜里掏出20元钱给他,让他还给那个孩子,并赔礼道歉。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教育收到了效果。果然,这类事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那些年,张桂梅时常感到山区孩子读书难,山区女孩读书更难。为此,她坚定了办一所女子高中的信念。为实现这个梦想,她一直奔波着。

  “为筹集女高建设资金,我努力了4年之久。就在2008年1月7号,我姐姐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我哥哥病危,一直在喊我的名字,盼着见我最后一面。恰好这时,省委宣传部通知我9号到北京央视做节目。我想,这一次终于可以见到弥留人间的哥哥最后一面了。我到了央视,编导说:张老师,我们找了个大企业家和你对话,能不能帮你解决点女子高中的困难,就看你自己了。办一所贫困女子高中,丽江市委、市政府给了100万元的启动资金,华坪县委、县政府也给予支持,但仅靠市县两级政府的财力是有困难的。有这样的好机会,我真的不能放弃。我录完节目,等来了这位企业家答应给女高50至100万元资助的同时,也等来了另一个消息:哥哥已经火化了!我又一次像失去丈夫时那样在演播厅门口放声大哭……这样的愧疚和亏欠一生都无法弥补,惟愿哥哥的在天之灵能有些许谅解……”

  爱若星辰

  2008年9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100名来自华坪、永胜、宁蒗等贫困山区的身着红色校服的女学生在绿茵场上整齐站队,张桂梅瘦小的身影站在17名教职工中间,眼含泪花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升起,头上是深邃高远的蓝天,心中是火热的梦想,未来是一座山,充满无尽的机遇和挑战。

  这所学校,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关怀,落实了二期建设资金。“我当时不知说什么好,激动得流泪,学生家长也感动得哭了。他们说,共产党真好,竟有这么一所不收费的高中。”

  为管理好这所学校,为让更多的家长知道党和政府为这所学校所付出的一切,为了解学生家里的真实情况,张桂梅开始了艰苦的家访。有时带个别老师,有时也带上新闻志愿者,帮着拍照片。

  女高学生大都来自偏远的山区,家访意味着要走最难走的山路。去租车,一开始还有车愿意去。可没跑上两天,连车都租不着。张桂梅一提女高,出租车司机就说有事。没办法,她给政府办打电话求助。“永兴乡政府的车子来接我,换3次车才走了6家,还有1家,他们说什么都不让我去了,说我来回得走8个小时,让他们扶贫办去拍些照片下来。”

  “去通达乡,我一天走了10多家,回到华坪已是深夜。去永胜和宁蒗,车子在大山里绕了3天,才把6家走完。有一段路是用马把我驮出来的。我们一行4人,加上学生家长,推马的推马,扶我的扶我,才把我从山里弄到了停车的地方。师傅和女志愿者说,真怕你累死在这山里。我说,不会的,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只是拖累了你们。我没有出差钱,师傅和志愿者同我住的是很差的旅社,一路上要自己搬路上的障碍物,那路看起来就害怕,坐在车上我眼都不敢眨。我自己也就算了,可不能连累他们。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却来陪我冒这份险、吃这份苦。有一次,车刚开出华坪,一位女志愿者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说她的大伯过世了,让她回去。我听到这个消息,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劝她回去。她想了想说,不回去了,继续走吧。我们一路无语。”

  “有个女生,头疼了几年,家里却不给治病。我到了她家,问了情况,她妈哭诉:我们没钱,我们把她当牲畜养着,死就死,活就活吧。没有这所学校她是没办法读书的。我们家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我把我带去的钱全留下了,把身上的外衣都脱给了她。”

  “还有个女生,她家门口是一片青青的绿菜地,院子里满院的鸡鸭猪狗,异常热闹,我心情轻松了许多。可当我看到这家的主人,却大吃一惊。男主人小儿麻痹。他向我介绍他的家庭,妻子在第二个姑娘一岁半时就病死了,他拉扯着两个姑娘过日子,还要养活一个老母亲,更不幸的是,小姑娘四岁时,因眼睛疼痛,送到攀枝花摘掉了一个眼球,只有一只眼睛。我回忆着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晚上常常偷偷地借着手电筒的光学习……我问她爸爸,你为什么把两个姑娘都送到我们学校?他说:我没钱,我连个农药的说明书都看不懂,让她们多学一点,能过得下去日子就行。这么个家,靠他的勤劳支撑得这么热闹,我的心深受震动。他告诉我:孩子能上女高,我们满足了,两个孩子的伙食费就不用学校出了,我靠卖菜、卖鸡就行,这样也能减轻点学校的负担。”现在,这两个姑娘,一个毕业于云南师大,一个毕业于德宏师专,都成才了。

  女高建校至今,张桂梅已家访1500多家,行程超过10万里。她家访的每个家庭都念着共产党的好。“有一家,老奶奶的两个孙女都是女高毕业的。到她家家访时,老人拉着我的手,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没了门牙的唱调,在场的人都感动得哭了,北京来的志愿者说,这首歌怎么听起来这么亲切,长这么大,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女高的学生,每个都有让人揪心的故事。“家访,让我看到了党和政府的英明,也让我懂得女高不是普通的学校,它是党和政府心系百姓的桥梁。”张桂梅把家访拍成片子,放给全校学生看,学生都哭了。这些来自山区贫困家庭的学生,都知道能到女高来读书是多么不易,她们倍加珍惜。看完片子,女生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感恩的心》。这是女高学生心底的声音,是发自肺腑的歌唱。张桂梅感动之余随即把这首歌定为女高校歌。她希望从女高出去的每一名学生,铭记党恩,永葆一颗感恩之心,在新时代书写出大写的人生。

  根的情怀

  在女子中学的访谈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30分。一段悦耳的下课铃声响起,紧接着,一阵擂鼓一样急促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窗外,女生们像一阵风似地跑过校园。我们心里纳闷:学生在干什么呢?女子高中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

  看到我们疑惑的表情,张桂梅解释说:这里是弱势群体和大山里的孩子集中生活学习的地方。家长都觉得这是一所真正的“没有门槛”的学校。

  女高招收学生施行的是“开放式”原则。只要是丽江各县的农村贫困初中毕业生,即使没有达到普通高中分数线,学校也会收下。来到这里的学生不收学费、住宿费和书本资料费,每人还发3套校服和箱子。唯一支出的伙食费也便宜,四五元即可吃一餐。心细的家长做过统计,在女中3年,每个学生可为贫困家庭节约5万多元开支。其他州市的贫困女学生时常慕名而来,女子高中现有9个班、在校学生已有470名。

  “大家都知道,我们招收的许多学生学习基础薄弱,学校老师年轻,学校设施也不算很好,可我们学生的成绩是好的!学生凌晨5点半起床,中午吃饭10分钟,晚饭半小时包含打扫校园卫生,其他时间除午休40分钟和做操外,都在上课学习,每周只有周日休息3小时。这就是我们学校的节奏。”

  在女子高中走访,记者记忆最深的是运动场旁石壁上绘有的鲜红党旗和入党誓词,还有“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的巨幅大字。这几个大字是一名老党员对党的理解,她不只刻在石壁上,更是深深地融入张桂梅骨头里的信仰。

  每周一9时40分,身穿红色校服的一群群女生,伴着下课铃声迅速跑到运动场上,整齐地在巨幅大字前集队重温入党誓词和入团誓词,个个热血沸腾。这并非形式,而是一个个女高人的信念,是女高学生刻苦学习的力量源泉。

  “我们的校园里处处有红色文化教育!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办学宗旨。女高为什么会朝气蓬勃,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时刻激发起同学们学习的热情和斗志,如果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我怕她们走不出大山,这种严厉对她们一生都有帮助,将来都不会怕苦怕累。”这是张桂梅对教师对学生严管厚爱的初衷。

  实际上她比学生更辛苦,比别的老师更操心。

  女高学生宿舍下铺的一个床位就是张桂梅的“家”,她的枕头边常备电筒、小喇叭、手机、止疼药4样东西,被老师和学生戏称为“张校长的四件套”。

  冬日凌晨的寒风有些刺骨,校园里有几条笔直的水泥路,路旁草地霜花匀似翦,两条白飘带一直向前延伸。5点15分,天色未明,可张桂梅“家”里的手机闹铃准时叫醒了睡梦中的校园。

  张桂梅像往常一样起身,打着手电筒在校园里巡视一圈,再逐一把教学楼各层的灯打开,然后拿起小喇叭,“快点啦!姑娘们!早读要开始啦!” 伴随着小喇叭里沙哑而又严厉的声音,学生擂鼓般的脚步声在教学楼里响起,不一会儿却又归于平静。3分钟内从教室赶到食堂、5分钟内打扫完卫生……每天晚上8点半和10点半,她依然打着手电筒摸索着检查两遍校园的各个角落。待所有学生都睡了她才睡。

  她的生活里,没有朝九晚五,没有双休,没有熬好的粥,没有灯火通明的家……

  可是她骨子里刻着善良,血液中融化信仰。学校是家,家是学校,亲人是老师和学生,老师和学生如她的子女一样亲。女生们习惯了张妈妈的“无处不在”,常会和这位外表严厉内心温暖的老妈妈说说自己的“小秘密”。

  

  女高的11年,张桂梅用对党的忠诚硬扛过来。她常年操劳过度,她疾病缠身,肿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10余种疾病日益严重……11年来,她用虚弱的身体培育出女高的自豪与荣耀: 11年,女子高中毕业生共1645名,高考综合上线率连续保持100%,连续8年获得丽江市高考升学率第一名,2017年1名学生还考上浙江大学。今年118名毕业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女子高中的一届又一届女生不仅都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大学毕业后她们又带动全家脱贫,如今1645个农村女孩在女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善了无数个农村家庭的生存状态。

  身体病弱,精神永固。“有时候我真想拿出一天时间,好好地睡一觉,可是我舍不得,我怕我一松懈,孩子们也就都松懈了。”这就是张桂梅的心里话,也是她和病魔赛跑、和时间赛跑的真实写照。

  儿童之家和华坪女子中学是一棵树。里面的孤儿、高中女生是树尖上的嫩芽和嫩叶,学校是树干。张桂梅则是深埋泥土里吸取养分输送养分的根。而树下这片肥沃的土地就是我们的党,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国。

  “张桂梅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刻刻在激励着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这是华坪县县长庞新秀在采访中对记者发出的感慨。

  (云南教育报刊社 杨曙光 通讯员 徐开平)

  学子心声(一)

  华坪女高成就了我

  ■周云丽

  (2016年9月27日)

  8年前,我有幸成为华坪女高的第一届学生;8年后的今天,我是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不到一岁,妈妈就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的爸爸拉扯着我和姐姐,生活异常艰辛。2008年,我和姐姐同时参加中考且都达到了高中录取线。欣喜之余,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一家人面前:学费怎么办?连名字都不会写的爸爸说,不能让我们姐妹再吃没有文化的亏。为了我和姐姐上学,家里已欠下5万多元债,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向亲戚借钱,可凑的钱还远远不够姐妹俩的学费。姐姐看着爸爸整日愁眉不展,就说她不想上学了,要出去打工挣钱,供我上学!我知道姐姐学习有多努力,多想继续读书。我常想,要是妈妈还活着,或许我们家就不会如此悲惨。辍学,似乎成了铁定的事实。茫然无助之时,得知女高招生的消息,我们看到了希望!

  9月1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桂梅老师。那天,爸爸带着我和姐姐,背着简单的行李,怀着激动的心情,刚踏入女高校门,就看见一位面容憔悴却满脸笑容的老师,从唯一的一栋教学楼前快步走过来,先给我和姐姐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搂着我俩的肩膀说:“姑娘们,女高欢迎你们!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是你们的张老师。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宿舍。”

  来到宿舍,床已经铺好,崭新的被褥整整齐齐,床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我找到自己的名字,抚摸着那张小字条,忍不住哭了。这张三尺小床,像窗外的阳光照进我充满愁苦的生活,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先来的同学告诉我,学校不但免除了我们的学费、书费、住宿费,还发了统一的校服、被褥、行李箱,我们只要负担生活费;对特贫生,生活费也免除了。爸爸听后老泪纵横:“谢谢张老师,如果没有你,高中3年6、7万元的费用我上哪儿去凑啊?我家两个姑娘就只能辍学了。”在我印象里,这是爸爸第一次流泪。

  9到12月,是我在女高度过的第一个学期,也是高中阶段最难忘的学期。那时,学校正在建设,尘土飞扬,没有自来水,我们只能在沟里洗衣服,浑浊的水让衣服变成了土红色。我们也是从那时开始接受红色教育,张老师组织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每天唱一支革命歌曲,听一则革命经典故事。我记得,我们第一天唱的是《红米饭,南瓜汤》,唱完后,张老师说:“现在,学校的条件是很艰苦,但是我们至少还能吃上饱饭,比起红军长征时吃草根、吃皮带,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必须要有“红米饭南瓜汤”的井冈山精神,要用革命先辈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克服当前的困难。”在革命歌曲和故事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我们更是感恩党和政府、感激张老师,都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加倍努力学习。

  6岁那年,一天我突发高烧,一直不退。由于父亲一人抚养我们俩姐妹,经济状况很不好,加上爸爸没读过书,不知道高烧不退的严重后果,只带我到乡里的小诊所医治,久治不见效果后,才带我到县医院检查。医生告诉父亲,由于高烧导致急性角膜炎,需要转院治疗。在攀枝花中心医院做完检查,医生说已无力回天,因发高烧导致的角膜发炎没能及时救治,我的右眼失明了,落下终身残疾。我曾抱怨过上天的不公平,别的孩子有完整的家庭,有幸福的童年,有优越的生活,而我不到一岁就失去了妈妈,为什么上天还要夺去我的一只眼睛?这些经历,使我不太愿意与人交流,性格沉闷孤僻。到女高后,老师和同学没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而是给予我特别的关照和温暖,我逐渐变得乐观开朗。

  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困,我的梦想是赚大钱。但是进入女高后,通过学习,我对自己的理想有了新的认识,人不一定要挣大钱,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女高让我走出贫困山区能够继续上学,女高的老师让我看到人民教师的伟大,所以,当教师就成了我的理想。

  有段时间,同学们相互之间谈论的话题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我们每天5:30就起床学习,中午吃过午饭,马上回到教室继续学习,困了就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晚上下了自习后,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才睡觉。在课堂上,我们同桌之间约定相互掐对方来防止打瞌睡。节假日,许多同学主动申请留在学校复习功课。通过3年的努力,2011年9月,我以一本的分数线被云南师大录取。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老师看了一遍又一遍,比我还高兴,眼角湿润的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出息了。不过,今后的路还长,记住在女高唱过的每一首歌、听过的每一个革命故事,记住女高精神就是艰苦朴素、发奋图强、坚韧不拔、感恩回报!”接下来,我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办了大学助学贷款。至此,女高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云师大,第一周是军训,有的女同学抱怨太阳太毒会把脸晒黑,有的干脆借口肚子疼,不参加,而我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教官如何严格,15天的军训从未缺席。班上的一个男生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个女汉子!”我想,和红军长征比,军训算什么呀!大学期间,我时常唱革命歌曲,同学把我当成大猩猩,私下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土包子,没有见过世面。我没有辩解,始终牢记张老师的话。凭着一首《红梅赞》,我加入了学院社团的宣传部,之后多次组织同学参加文艺演出,每次都少不了要唱革命歌曲,同学们也深受感染,渐渐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在2014年送老迎新晚会上,我组织表演的舞台剧《红色年娘子军》,让全场师生眼前一亮,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我们从女高走出来的学生,经常会电话联系,探讨如何传承发扬红色教育理念。其中一名考上重庆师大的师妹参加演讲比赛,讲到华坪女高如何用红色教育来教导学生时,滔滔不绝的她居然忘记了时间,本来规定6分钟的演讲,她竟讲了15分钟,评委老师不但没有打断她,反而被她所讲述的女高精神所吸引,她还成立了一个社团专门宣传女高精神,组织同学到敬老院唱革命歌曲给老人听,每周到福利院做义工,为老人们洗衣服、扫地、擦玻璃。

  2015年7月,我大学学业,通过招聘考上了宁蒗县一中数学教师岗位。当我正准备前往该校报到时,我听说女高紧缺数学教师,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回女高当老师的念头就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有了女高,才有我的今天。是女高让我实现了当教师的理想,现在女高需要数学教师,我义不容辞。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联系了张老师,通过面试、试讲,成了一名临时聘用老师,今年8月才转为正式老师。至今,我已在女高从事教学一年。

  8年前,女高的两张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和姐姐的人生轨迹,也彻底改变了我家的命运。现在,有两个女儿当教师的爸爸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小老头。他常叮嘱我:“好好教书,别忘了女高对我家的恩情!”感恩女高放飞我的梦想,带给我家的温暖,给予我母亲般的关怀,成就我幸福的人生!

  学子心声(二)

  献给妈妈的歌

  ■张惠华

  (2019年10月13日)

  我叫张惠华,从小在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长大,和其他130多个孩子一样,是张桂梅妈妈养育我长大的。现在,我是华坪县石龙坝镇政府驻龙泉村的一名扶贫工作队员。

  2002年,我7岁时突降灾难,父亲因煤矿事故身故,母亲又离家出走。我和弟弟哭着、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去哪儿了?”后来,我俩被送到张桂梅任院长的县儿童福利院,从读书到参加工作,我在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大家庭里整整生活了15年!

  一开始,我们并不认可这个家,哭闹不止,还破坏东西,有时还找机会往外逃跑。对于张妈妈,我们只知道她是院长,是来管我们的。那时,她对我们管束很严,我们很怕她,也不叫她妈妈,基本上是能躲开就躲开。

  这个家很奇特,每天吃饭前要先唱歌,张妈妈唱的歌我们不会,她就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献给妈妈的歌》。前一首,我们不懂,只是跟着唱;后一首,因为歌词里有妈妈一词,我们就认真地学。唱着唱着,我们就哭了,因为心里想妈妈了。张妈妈也跟着哭,哭着哭着我们就围到她身边,就这样,慢慢地忘记怕她了。

  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除了读书外,扫地、拖地是我们的必修课。有一次周末,大家在收拾房间和打扫楼道,我打扫完后,坐在大厅门口睡着了,刚好张妈妈从外面办事回来,她叫醒我,批评我,说我偷懒。当时我想,妈妈怎么这么不讲理,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只是休息一下就说我偷懒,我觉得既倒霉又有点冤枉。我连忙解释。张妈妈说:“你看大家都在干活,都很累,但都在坚持着,要学会尊重别人,尊重劳动。”听了她的话,我感觉是这么回事,就又拿着拖把和大家一起干活去了。

  我们经常闯祸。一次,县法院的人来同张妈妈讲,说几个孩子掰了法院围墙的铁栅栏。张妈妈连忙赔礼道歉。客人走后,她把我们五六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找到一起,罚我们站着,严厉地批评我们,问我们掰下来的铁栅栏放到哪里去了?我们低声说:“卖了,买月饼吃了。”本以为我们几个会被狠狠揍一顿,可她却平和地对我们讲:“孩子们啊,我最近工作比较忙,都忘记快到中秋节了,没有给你们买月饼,是我不好,但你们乱拿别人的东西是违法的,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我们继续被罚站,她却若有所思地含着泪走了。下午放学,我们看到食堂桌子上摆着很多月饼和水果,大家都呆呆地看着,心想,她怎么那么像妈妈啊哩?

  2010年,我初三毕业,分数达到了市一中的录取标准。我拿着成绩单跑到张妈妈办公室,告诉她,我想报市一中。她说:“报市一中,3年得花四五万块钱,还是报华坪一中吧,离家近,还省钱。”我虽然有点失落,但还是听她的话报了华坪一中。我理解她作为儿童福利院一家之长的不易与艰辛,她微薄的工资和县委、政府给福利院的补助,不仅要供我们读书,还要管兄弟姐妹的生活开支。中午,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问:志愿报了没有?我说:报了华坪一中。她说:你再去学校问问,看能不能改,还是按照你的意愿报市一中吧。我非常高兴,但不知该说什么。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妈妈对儿子深深的爱!

  高三寒假结束,我准备去丽江读书,和她道别,刚走到门口,她叫住我:“我送送你吧,6月份就高考,去了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个一本。”我不知道,这个愿望在她心里埋藏了多久。当时,感到特别愧疚。因为自己上高中后有点放松,没有特别用功,想考上一本有点难度。但我还是假装很有底气地回答:“没问题,我肯定能考上一本。”坐在班车上,我脑海里始终浮现着她去客运站送别我挥手的画面。回到学校,最后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每天夜里宿舍关灯后,我都要在台灯下看书到凌晨两点,也不觉得困,因为我不想让张妈妈失望。最终,我的高考成绩超出一本线29分,考上了华中农大。

  上大学后,我第一时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想成为张妈妈一样的党员。大学期间,我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去学校周边社区的敬老院为老人包饺子、打扫卫生;到聋哑学校、地铁站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平时,我还做学生宿舍楼管理的勤工俭学。就这样过了两年,在我大三时,终于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成为华坪儿童福利院136个孩子中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大学毕业,为回报华坪人民对我的关怀,也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张妈妈,我放弃了在武汉工作的机会,选择回乡考试,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如今,作为一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我从原来被别人帮助的对象,成为了帮助别人的人,我用所学到的土壤肥料和植物营养学知识,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力所能及地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社会。

  2018年3月,我接到电话,说张妈妈病重住院了。我急忙从单位赶到医院,看到她躺在病床上输着氧气,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病得这么重,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担忧。恐惧的是害怕失去她,担忧的是如果她有一天真的不在了,福利院这个大家庭又该如何维持下去。在医院住了几天,病情有所好转。我劝她:“我带您出去好好治一下,这个大家庭不能没有您啊!”可她拒绝了:“我的身体我清楚,趁我现在还有点时间、有点力气,能多帮一个是一个。”每次陪她去医院输液,她总是悄悄地把吊瓶滴速放快,因为她总想着早点回学校去,仿佛学校成了她治病的良方,一回到学校她就精神了。

  现在,像我这样从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长起来的孩子,已有50多人走上工作岗位。每年春节,大家都会去看望张妈妈。因为我们明白,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张妈妈的无私关爱,才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教会我们长大后如何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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